毛主席一生中的“三个不学”

红军与石达开部队有几个相似之处：第一是西进路线大体一致，战术相同，到了西昌城下，都是绕道而过；第二，入川的年辰属相也相同，都是猪年，都是5月江河涨水的季节，渡河十分困难；第三，兵力相同，均为三四万“疲惫之师”，而清军与蒋介石的追剿部队的数量也大体相同。但是结局却迥然不同，大渡河畔的安顺场成为“翼王悲剧地，红军胜利场”。

分析原因：红军“北上抗日”的主张，顺应时代需要，深合民众愿望。这个主张，把红军的长征和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汇合起来，成为长征胜利的政治基础，意义非凡。“北上抗日”对各派军阀明白无误地传达了一个信息：红军只是借路通过，不是抢地盘来的。这就有效地分化瓦解了各派军阀，利于上层统战工作的开展。而石达开由于历史局限性，没有处理好和少数民族的关系，致使腹背受敌，全军覆没。

解放军占领南京后，毛泽东踌躇满志，写下了“宜将剩勇追穷寇，不可沽名学霸王”的豪迈诗句。当年西楚霸王项羽，太过看重个人名声，结果犯了严重的错误。在有实力、有能力歼灭刘邦军的时候，没有歼灭刘邦军，而是“爱好和平”，放了刘邦军一马，导致最后被刘邦军歼灭，中了十面埋伏，落了一个乌江自刎的悲剧。

因此，毛泽东的这句诗，“不可沽名学霸王”，指的是不要因为过于爱好不可能实现的和平，而断送革命前程。实际上，任何反革命在处于弱势的时候，都是虚伪地表示爱好和平，企图利用革命领袖的那种爱好和平的个人名声，对革命领袖大加夸赞，以逃过覆灭的命运。但这种时候就千万不能够上当，就不需要太过于看重个人的名声，或者说该用兵的时候就必须毫不犹豫地用兵，占了上风就必须得理不饶人。

李自成，明末农民起义领袖。1644年，他带领农民军从陕西出发，不到两个月便打到北京，很快攻下北京城。但是，仅仅一个多月时间就从北京城败退出来，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宣告彻底失败。对于李自成，熟谙历史的毛泽东是经过认真研究的。他看了郭沫若同志的《甲申三百年祭》后，非常重视。进京前后，他是特别担心我党重蹈李自成覆辙的，所以多次提醒党的高级领导干部，千万别在革命胜利后，就贪图享受，忘记节俭，脱离群众，葬送革命。

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为什么失败，重要原因就是骄傲自满，贪图享受。李自成自己固然如此，属下牛金星、刘宗敏之流，更是沉沦到了过分的陶醉中，到处搜刮钱财，骄奢淫逸，大顺江山的迅速覆灭，也和他们的腐败有一定关系。

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历史和国内外各个政党经验教训的基础上，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在即将夺取全国政权的时候，党内存在的一些骄傲自满情绪，看到了这样发展下去的危险，及时地对全党发出警告，进行提醒。在1949年3月5日至13日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，他提出了“两个务必”的精辟论断，号召全党必须警惕骄傲自满情绪，必须警惕资产阶级“糖衣炮弹”的进攻，继续保持谦虚、谨慎、不骄、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。

历史证明，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没有成为李自成，共产党的军队也没有成为“大顺”的军队。但是，共产党执政——“坐了江山”以后，确实有一些党的领导干部成了刘宗敏。建国初期，毛泽东甚至对“刘宗敏”们大开杀戒——果断处置刘青山、张子善。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，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清正廉洁敬业爱民，是得到老百姓的衷心拥戴的。 (来源：人民网-观点频道)